我笑眯眯地将目光移向了另外两位高僧。既然是三人同时到来，当然在下定结论前，也要了解一番其他二位的来意。
两位足智多谋，犀利善辩的高僧此时彷徨异常，一言不发。
这种尴尬的环节，我倒是可以理解。
其实，无论到访宣教司所为何事，哪怕表述上多么大公无私，大义凛然，其实就是一趟求职经历而已，这个大家其实心知肚明。
可若是一同求职的人当中，当先一人舍弃所有的虚假外衣，极其直白地表述了来意，比如说我想到贵公司来，就是因为你们的福利待遇好，工资高，休假多，同事小姐姐漂亮，且这都是人尽皆知的情况，那么当你面试时，再说一番诸如锻炼自己，服务大众的话语就显得无比虚假虚伪了。
当别人已经把皇帝新装的实质揭穿，还以自己的赤身裸体当做身着新衣，那就只能说明自己傻之又傻了。
两位高人估计也没想到同样的一个假和尚，怎么能假得这么直接，这么赤裸裸呢？这直接倒是不要紧，可就是使他们准备的一番精妙无比的言论瞬间失去了再行表述的意义。
刘秉忠和姚广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有尬色。
这两人在历史当中，都是犹如关键智囊的存在，都对一定的大局起到了决定的作用。对于这两位送到嘴边的肥肉，我没有道理拒之门外。
如果说薛怀义拒之门外的后果可能只是时不时被恶心一下，那这两位就不仅仅是这么一点点负面作用了。
我适时地缓和了一下正堂内此时尴尬的气氛，笑道：“三位大师前来，宣教司蓬荜生辉。宣教司刚刚成立，确确实实需要各方高人豪杰相助，共襄大事。”
三个和尚对于我的态度，明显表现得非常高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刘秉忠和姚广孝始终是毁誉参半的人物。虽然他们有才，可只不过他们所做的大事在传统价值观之下都并非正途。
一个帮助蒙古人巩固了统治，毫不顾及刚刚经历的血雨腥风，汉人的尸体堆积如山。另一个，辅佐造反，以下犯上，也是对正统思想的沉重打击。
原本这样的角色很多，还轮不到个个被人所憎恨，可关键在于他们都成功了，而且可以算是最终迎来了一番盛世。
对于这样的结果，一切的传统异议者当然心有不甘，谣传抹黑。当然，这些异议其实也是一种劣根性，就看不到别人的好，希望所有人按部就班。如果发现谁另辟蹊径又取得巨大的成就，自然是眼红不已。
对于现代者的思维来说，这两位其实都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以事后的眼光来说，南宋除了是一个汉人的政权外，多少年羸弱了下来，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
相比较大元政权后期的腐朽和固执，至少在元朝初期，忽必烈也算雄才大略，而且相对后面的许许多多子孙来说，汉化程度是较高的。
如果说这样的行为需要得到鄙视，那岂非白莲教天地会之流反而能得到称颂吗？其实，无论是哪个民族最终统一，只要秉持的还是中土文化，我倒觉得不能拘泥于狭隘的大汉族主义。
相比较刘秉忠，姚广孝更能被现代人思维所接纳了。
朱棣是什么人？那么多古代君王选优秀者，也是赫然在列的人物。朱允炆是什么人？如果说朱允炆能够当皇帝，在现代人看来，除了身上那个嫡长子的身份外，别无他物。这种大儿子才能如何的传统，相当需要鄙视。
诸位没看到继承法中男女平等，诸子有份吗？若哪一家老人说，家产都是给大儿子的，必然会受到现代人的鄙视和唾弃。
虽说嫡长子继承制在古代帝位的传承中是一个维持稳定的没有办法中的最佳方案，但确实朱元璋传位朱允炆确有不同。
明太祖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有点死脑筋。大儿子没了，就一定必须是大儿子的嫡长子吗？且不论这个人是不是真适合，也不论为了他能顺利继位要牺牲掉多少功臣良将。
这个一只腕开局的草根皇帝，虽然手段强硬，许多做法特立独行，但在我看来，他还是自卑的。自卑在于自己出身低微，学识不高。
虽然他自己没怎么读书，可似乎当上皇帝之后，也天然的认为要成为千秋大朝，必然是文治天下，必然要好好学习儒家知识的那一套。似乎继任者，若不是拜师大儒且身边一堆读书人，似乎自己的江山就根本没办法平稳传承一般。
他不知道，所谓的儒生，当年的知识分子都具有一身的臭毛病。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名誉和地位，甚至是历史地位，是不是名垂青史是最为重要的。习武有可能只是为了自保和吃饭，而读书就是为了出人头地。如果通过某一种机会，可以让自己获得无上的荣誉，哪怕是奇谈怪论或者极其违背客观规律的论调也能毫无顾忌地脱口而出。
每当这种时候，就让我不禁想到法律学习过程中，各种千奇百怪的观点论调。为了说明通常的理论存在瑕疵，只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用无数种个例反反复复说明惯常理论的错误，而由此提出自己千奇百怪的理论。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理论相比惯常理论更加漏洞百出，他们只是为了新理论而新。如果继续遵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