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问题是转移支付资金成了基层的“唐僧肉”，人人都想啃，就是老百姓没得啃。到达县乡的专项资金，绝大部分用于平衡县乡财政预算。到达农村的项目资金，大多都是干部主持对“资本家”招标，实际30元的项目，招标价格高达百元以上。
罗观提到了旧野县，在他去县里当县长之前，旧野县近10年间，一共争取到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1.6亿元，这里面包括财政贴息扶贫资金、财政支农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等，这其中有60%以上用于平衡县级财政预算。此外，专项资金下拨到项目后，县乡都要专门成立机构来主持资金、项目运作，还要有专门人员，配套办公地点、交通工具和办公设备，所剩无几的资金再来一个“官商合谋式”的招标，结果是专项资金到该用的时候已经是“钱到地头干”了，巨额的支农资金主要用在了养农业行政机构和不干活的农业行政人员上。
“小罗，你说的，是真的，有没有依据？”李明昌此时严肃起来。
“李省长，我当过旧野县长，对旧野县的情况包括各类数据是十分清楚的。在北召县任职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研究三农方面的问题，对政财转移支付问题，按理说我是了解不到的，由于我是吴三平教授的学生，从他那里了解了很多东西。后来到旧野县，我就提出了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当时书记是景卫东书记，他去了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当司长，我对全国的三农问题也有所了解。”罗观说道。
“哦，我想起来了，三农的这个词也是你最早提出来的。”李明昌说道。
“其实，农村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上面的问题。上行下效嘛。作为政府，作为上级，搞层层克扣，那么基层的干部群众怎么办？那也得想办法活啊。于是各种问题都出来了。”罗观继续说道。反正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连把的问题都点出来了，还有什么顾忌的呢？
罗观指出第一个后果是强化对农民土地的征占。去年华夏有4000万失地农民，全国共查处土地征用违法案件14万件，相当于上年同期的两倍。失地农民目前是“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这种“一脚踢”，即给点钱就一脚踢开的野蛮征地办法，造成了社会严重的不安定。农村土地纠纷已取代税费争议而成为目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第二个后果是血腥开发煤、气、矿产、河流、森林等自然资源。为什么关闭非法开采保护环境的禁令难以落实到位，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后台硬，关系通天”。天在哪？天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旦从中作梗，事情就难办了。“强龙不压地头蛇”，再大力度红头文件，一到地方政府的“一亩三分地”上，也是强弩之末了。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苦衷，比如某地煤炭的收入占到了其财政收入的70％—75％。减轻农民负担穷了地方政府，再加上现在全球资源价格一路上涨，地方财政的拮据和一些官员的贪婪决定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只会变本加厉。
第三个后果是“半黑半白”的基层干部越来越多。由于上级腐败现象的存在，基层干部在权力寻租时会更加变本加厉。现在有四个方面的对象会成为基层干部特别是村支两委的寻租对象：一是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二是乡镇及县城郊区的村社内部集体经济组织；三是所谓的龙头企业；四是非法开采矿山等自然资源投机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乡村社会的黑社会力量较过去猖獗，村干部违纪违法损害农民利益的案件增多，龙头企业骗取国家扶持资金越来越普遍，乱开乱采天然资源越来越严重，这些都与干部借“代表政府和人民”的合法外衣谋自己的私利高度相关。
